1948年10月17日，在吉林长春，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召集第52师的师长郑明新参加会议。表面上，这似乎只是一次正常的军务碰头，然而实际上，长春城内正在酝酿一场将影响数万军人的重大行动，局势已趋近危急。长春曾被围困多日，城中粮食、药品及弹药日益匮乏。随着东北野战军攻陷锦州，长春与沈阳和锦州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，这座城市正面临孤立无援的危险。曾泽生一开始并不愿意走向起义的极端，他曾受到蒋介石的重用，对这位最高领袖抱有真正的信任。这样的信任并非空穴来风。在他接任军长之际，蒋介石曾为第60军第184师的起义及混乱撤退亲自写信安抚，称赞官兵们在敦刻尔克的表现，曾泽生甚至将信件裱起来，悬挂在身边，足见其感情之深。

然而，战场上的命令比一封信更能反映真实情况。在辽沈战役中，蒋介石曾要求卫立煌调兵增援锦州，但卫立煌考虑到可能遭遇东北野战军的拦截，坚持固守长春。锦州失守后，长春的交通也因此被切断，第60军迅速陷入粮弹不足和缺乏支援的困境。曾泽生渐渐意识到，所谓固守实际上意味着要长春守军孤军奋战，承受巨大的消耗。城外炮火不断，城内伤员增多，很多士兵连基本的口粮都无法保障。对于军长来说，继续坚守可能保全个人名声，但却不一定能保障部下的生命安全。

谋划起义并不简单，第60军内部并非完全团结。第21师与第182师来自不同派系，军部与外围部队之间各有牵制。更复杂的是，第52师夹在两者之间，显然背负着监视的使命。一旦消息泄露，城内随时可能引发冲突。于是，曾泽生没有立刻将计划完全公开，而是分别争取了两位师长的支持。起初，第21师的师长对起义持保留态度，但最后意识到继续固守只会增加伤亡，因而改变了主意。第182师的师长也反对起义，但因厌恶内战和不愿目睹士兵白白牺牲，经过劝说后也同意配合。

曾泽生对身边的人表示：“这不仅是我的事，一步棋走错，全军都将受到影响。”这句话并非虚言。一旦军中发生误判，计划可能失利，甚至引发严重的内部冲突，长春的起义可能在城内就变得血流成河。那晚，曾泽生以开会的名义控制住了第52师的师长，要求他通知部队配合行动。然而，副师长欧阳午在此行动中成为了一个极具风险的不确定因素。曾泽生曾对他颇为信任，认为他在战场上有功，从而可能会支持起义。

然而，事情却发生了转折。虽然欧阳午表面上答应联络部队，实际上却将相关情况秘密报告了上级。他的动机可能源于自身的处境和历史包袱。由于他曾参与围剿红军，并为毛泽覃的牺牲负责，使他对部队转向感到恐惧，担心自己将被追责。在他告密后，情况并未立即曝光。由于长春守军长期坚持，国民党判断第60军不会突然起义，加上各部之间关系复杂，上级初步将报告视作派系间的权力斗争。这一犹豫不决为曾泽生争取了宝贵的行动时间。

随后的日子里，第60军成功控制了关键部队和交通要点，使得起义得以实施。直到此时，曾泽生才意识到他信任的副师长竟提前告密，不禁感到一阵冷汗。要是那份报告被重视，或第52师抢先行动，长春的局势可能会完全改变。直到10月21日，长春守军郑洞国部宣布投降，长春得以解放。曾泽生领导第60军起义后，部队经过整编，进入了人民解放军体系，成为一支重要力量。1950年，这支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，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。

长春的起义并不是单个人的临时决定，而是战局演变、士气波动、派系斗争和个人选择共同起作用的结果。曾泽生所面临的不仅是城外的东北野战军，还有城内难以完全信任的不同势力。欧阳午的告密徒劳，无论偶然与否，都表明第60军的处境已到了无法回头的绝境。